大明的边防军队，其实原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体制。
太祖皇帝建国之后，对于北元的残余势力十分警惕，因此，不仅多次派兵肃清边境，追击蒙古各部，而且还设计了一套以屯田为基础的边境镇守军队。
这种屯田不是简单的让军队去耕种，而是混合了放牧，耕田，巡逻为一体的新型方式。
这套体制有两个基本的支撑点，即镇守地方的军户世代相传，以及洪武时控制的广大草场。
那个时候，在宣府和大同往北，上千里的范围内，都属于大明的领土。
因为当地的军户世代以此为家，所以屯田和草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赖以生计的产业。
在敌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不仅仅是作为军队在保护边境，更是在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自然军心稳固，战力十足。
与此同时，太祖皇帝册封了十三塞王，给予了极大的自主权，以保护边境的安全。
同样的道理，因为是自己的封地，所以塞王们会好好经营，保护当地的繁荣，严防外敌的入侵。
所以在洪武时代，个个塞王对于军队的操练，屯田，放牧都十分的尽心尽力。
在这种体制下，朝廷其实不用耗费太大的精力和财力，就能够保持边军的战力持续强盛。
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
这种体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边军在军屯，放牧，中盐法的相互辅助下，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依赖于中央朝廷。
这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唯一漏洞。
既然不依赖于中央朝廷，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央朝廷对于边军的控制力直线下降。
尤其是在各大塞王具备军事，民政等各项重要权力的情况下，一旦放任他们经营数十年，乃至两三代，边境自然是稳固。
但是这些塞王们，成为完全不受朝廷控制的封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事实上，建文皇帝的削藩并不能说是错误的行为，换了任何一个人登上皇位，都不可能对这种风险熟视无睹。
只不过建文的方向虽然没有错，但是他的政治能力确实不行，自己把自己给作没了。
所以在太宗皇帝登基之后，针对边境的体制，他老人家做了一番大的调动。
太宗皇帝自己就是塞王，自然清楚，这套体制的核心在何处。
为了加强中央朝廷对于边军的控制，他先是撤销了藩王的军权，边军的控制权，被收归到了朝廷任命的边将手中。
与此同时，他将原本世代驻守边境的军队调入内地，命令内地军队轮换到边境驻守。
兵将分离，彻底杜绝了边军对于中央朝廷的威胁。
但是如此一来，边军都是轮值，对于边境其实没有什么归属感，战力自然也不如洪武之时。
而且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边军是轮值，所以没有办法持续的保持放牧。
毕竟军屯的田地就摆在那里，但是牛羊马等却是需要人长期照料的，边军几乎是隔几年就轮调一次，所以很难保持大批量的长期放牧。
不能放牧，那么关外庞大的草场就没有了任何的价值，反而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巡逻。
因此，在永乐后期，太宗皇帝放弃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关外的据点，将防线后撤，希望建立新的边防秩序。
可惜，原本的秩序一旦崩坏，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也是太宗不断北征的原因所在。
边境的防线已经受到了破坏，所以想要保持边境的安宁，那么就只能主动出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和太宗一样马上得天下。
草原上的部族，总是春风吹又生，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便会迅速强大起来。
放弃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关外据点之后，宣府，大同，宁夏等几个据点，就成了直面蒙古部族的重镇。
没有了这些关外据点缓冲，新的边防体系又没有建成，再加上某个太上皇好大喜功，土木之役的惨败，其实早已经埋下了祸根。
作为在边境几乎待了一辈子的杨洪，对于边军的状况，其实比所有人都要了解。
但正因于此，他才对王翱的说法不能苟同。
“朝廷任命边将统兵镇守，为的是保边境安宁，屯田耕种，本是为了缓解朝廷压力，但是这些年，朝廷一再缩减边境军费，这种情况下，若不加大屯田力度，如何保证将士们的军饷？”
“边将之中，固然有少数不轨之辈，役使边军为己用，但是这些不轨之辈，自然有朝廷巡查御史纠劾，不会影响大局，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军费不足，轮调频繁，这才导致边军战力下降。”
“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子上入手，增加边境军费，边境军饷充足，出逃的兵士自然会减少，边将也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操练上，提高边军的战力。”
自从正统以后，朝廷对于边境的控制加强了，但是每年拨付的军费，实际上却在减少。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三征麓川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三杨主政之时，主张罢一切不急之务留下的惯例。
所以站在杨洪的角度，边军逃亡，屯田废弛，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在于朝廷对于边境的重视度不够。
没有足够的军费，边军自然逃亡，朝廷不给银子，但是边境支出不会减少，所以自然要挪用正常的操练军队，用以屯田，也就是王翱所谓的煎迫兵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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