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尹犁河谷居然是一块如此丰美的沃土，朱翊钧总算是收起了之前对于经营西域“必定血亏”的担忧，开始变得有些兴趣起来。
其实他之所以一开始就兴趣不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担心财政负担。当年宣宗放弃交趾布政司殷鉴不远，高务实这些年又一直向他灌输“统治成本”理论，两厢作用汇总，就更让他对扩张势力变得比较谨慎。
当然，朱元章规定“不征之国”的底层逻辑对他也有影响，说起来那也是担心后世子孙胡乱扩张、空耗国力。
不过，既然西域有尹犁河谷可以作为战略支撑，那么统治此地就能极大地扩大疆域，重新将汉人失去千年的西域再次握于手中，这个丰功伟绩就似乎不容错过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丰功伟绩”之外，拿下西域还有其他好处吗？如果没有其他好处，单是冲着满足一个“丰功伟绩”就要花掉至少两千万两银子和三百万石粮食，朱翊钧还是觉得十分肉疼。
他把这个问题再次抛给高务实，后者立刻笑了起来，问道：“请问皇上如何看待汉唐经营西域之目的？”
这个问题朱翊钧还真没有仔细思考过，他这些年来基本上都被缠在各种具体事务当中，很少有时间会去思考这样“历史久远”的问题。
不过，毕竟是做了多年皇帝的人，这个问题虽然此前没有深思，但大抵还是能猜出一二，便道：“想必是因为汉唐定都长安之故，西域离得不远，威胁又大，故不能不以举国之力经营镇守。
这道理就如同常言道‘守江必守淮’一样。若要关中稳固，必先巩固陇右；若要陇右稳固，必先巩固西域。”
说到这里，朱翊钧忽然心有所感，又补充道：“我朝所以对西域倾注的力量不多，则是因为我朝定都北京，主要威胁乃在京师以北及辽东方面。”
高务实听了朱翊钧这番话，基本上还比较满意，不过他认为朱翊钧说得还不够全面，因此虽然颔首表示认同，却也道：“皇上所言正在其理，不过还需稍加补充。”
“哦？你说。”
高务实道：“纵观两汉与隋唐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在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逐渐强大起来。于是，匈奴的侵扰就成为新建立的汉朝稳固统治的重要隐患，同时也成为西汉前期北方边境的最大威胁。
为了稳定偏远的西北地区，以及笼络西方各国与匈奴做对抗，西汉历代皇帝不得不注重西域的经略。
东汉前期同样要面对匈奴不断的入侵，彼时东汉除屯兵防御外，也曾效彷西汉与匈奴和亲。东汉一开始以较为和缓的态度，希望与匈奴以和为贵，但得到的却是匈奴强硬的侵扰，这就让东汉历代皇帝也不得不拉拢西域各国以防御匈奴的入侵。
汉宣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设置府都，派遣汉人前去管理。彼时，西域都护府肩负有保障西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畅通与监督西域诸国的双重职能。
而隋唐之际，突厥又成了继匈奴之后，北方游牧版图中第二个顶级大国。成为压在唐朝头顶上的大石头。
唐初武德年间，东突厥颉利可汗连年南下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李世民被迫在渭水河边斩白马以为盟，史称“渭水之盟”，此可谓唐初之耻。当然，此举亦让李世民更加有了卧薪尝胆之志，这是后话。
总之当时东突厥兵锋所向，逼得唐庭上下寝食不安，以至朝廷之中甚至出现了迁都避祸之议。不过，渭水会盟三年后，唐朝在李世民一系列甚是得宜的政治、经济措施之下，国力急速提升，唐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开始反转。
贞观三年十一月，李世民趁北方草原陷入天灾泥潭不能自拔之机，联合不甘于臣服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等诸部，发动了推翻草原霸主突厥人的绝地反击之战。
是役，十万唐军兵分六路，在李靖的策划和统率下大败突厥，生擒颉利可汗献俘阙下，东突厥汗国一战而亡。
不过唐朝虽然击败了东突厥，但身在西域的西突厥却依旧强大。跟摧枯拉朽似的东突厥之战不同，也正如臣与皇上刚才谈及的那样，唐朝向西域的拓展则可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其由东向西、先北后南逐次推进，是在稳定了北疆防御后，再向西南拓展。以设置安西四镇的方式，分片镇抚葱岭以东的南疆沙漠绿洲地区，瓦解西突厥在那里的传统控制，进而达到经营整个西域的目的。
彼时，唐朝的战略是以南疆为战略缓冲区，保证北疆的安全；再以控制北疆，保证河西诸郡的安全。如此是为了避免在西、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遭受挤压。
由此也可看出，唐朝当时虽然威风八面，但其对西域的管控始终都是防御性的。同时，这也便是皇上方才所谓‘若要关中稳固，必先巩固陇右；若要陇右稳固，必先巩固西域’的战略思维体现。”
朱翊钧听得很是满意，甚至一时之间觉得自己和李世民、李治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高务实的话并未说完：“那么皇上，伐元之战胜利后，我朝所面临的战略格局难道就没有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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